<西方哲学史>笔记——哲学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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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笔记——哲学的自由主义

October 17, 2011

这部分主要探讨的是哲学和外部环境的彼此影响。

前段时间读过一段话,说的大概是,从纯正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过去发生的事情对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参考意义的。哲学大抵也如此。哲学和历史两者都可以从诠释的角度解读出截然相反的答案,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的行为都可以从哲学和历史种找到所谓的理由和启发。

但是反过来说,虽然哲学的学说并不能说一定是外部因素的产物,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这里的外部因素要包括哲学家本身的经历,当时的外部环境,等等。

哲学上的自由主义产生于英国和荷兰,都是新教的产物。他们标榜对宗教的自由和宽容。自由和宽容的结果就是他们反对宗教战争,认为那很愚蠢;同时又尊重财产,认为如果是凭借劳动获得的财产就值得尊敬和保护。虽然字面上这只是单纯的宽容,但是这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天主教的权威。后者对宗教战争的执着在历史中反复受到强调,而天主教在其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最为推崇的也是用现在的生活侍奉神,以追求来世的幸福。虽然自由主义貌似只是单纯的强调宽容,但是其本身已经挑战了很多那时候天主教最根本的东西。

自由主义的根基来源于于个人主义。在那个时期,大部分人的见解受到教会的控制,换言之,何谓真,何谓善,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受到宗教教会集体意识的控制的。

而新教在这里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们认为就算是教宗也可能犯错误。于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既然已经没有了单一的权威来界定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对错,而且短时间内争论的双方也不能在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如何对双方的思想进行调和,来确保个人主义的存在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就成了自由主义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哲学环境,个人主义已经渗透进入了哲学。柏拉图们极少谈论人应该如何,而更喜欢探讨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从笛卡尔开始,‘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观点,所强调的更多是个人相对于外部的特殊意义。这种学说的前提是个人的存在,而不是外部的存在,或者社会的存在。同时,笛卡尔哲学强调的是推论的清晰和判然,但是这种清晰和判然又都是通过内审实现的。从笛卡尔以来,几乎所有方面的哲学都在这个角度上有个人主义的色彩。

“初期自由主义在有关知识的问题上是个人主义的,在经济上也是个人主义的,但是在情感或伦理方面却不带自我主张的气味。这一种自由主义支配了十八世纪的英国配了美国宪法的创制者和法国百科全书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它的代表者是比较稳健的各党派,包括吉伦特党;但是随这些党派的覆灭,它在法国政治中绝迹了一代之久。 在英国,拿破仑战争后,它随边沁派及曼彻斯特学派的兴起再度得势。自由主义在美国一向成功最大,在美国因为没有封建制度和国家教会的阻碍,从1776年到现在,或者至 少到1933年,这一种自由主义一直占优势。”

“有一个新的运动逐渐发展成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它由卢梭开端,又从浪漫主义运动和国家主义获得力量。在这个运动中,个人主义从知识的领域扩张到了炽情的领域, 个人主义里的无政府主义的各个方面明显化了。卡莱尔和尼采所发扬的英雄崇拜是这流哲学的典型。有各色各样的成分聚结其中。有对初期工业制社会的厌恶,对它所产生的 丑象的憎恨和对它的残酷暴行的强烈反感。有对中世纪的乡愁式的怀恋,由于憎恶近代,把中世纪理想化了。又有一种成分,就是企图把维护教会与贵族的日渐衰落的特权,和 保卫工资收入者反抗工厂主的压榨这两样事结合起来。还有这种成分:在国家主义的名义下,在保卫“自由”的战争之光荣显赫这个旗号下,激烈维护反叛权。拜伦是这个运 动的诗人;费希特、卡莱尔、尼采是它的哲学家。”

自由主义几乎天然的带有折中的性质:于是自由主义影响最为深远的英国在各个方面都带有自由主义的特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国会对问题的探讨很少走到极端,上升到哲学高度;而这种自由主义的宽容和这种带动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萌芽,对18世纪的英国和后来的美国造成深远影响,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