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 小说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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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 小说稗类

November 19, 2013

小说稗类,这字儿念捭。

张大春是一个有趣的说书人。

城邦暴力团之前,我没看过他的书。开始的时候,我很愉快的发现在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这么一板一眼的写这种“说书人的小说”,这让我兴趣很大。这是一个意识流,先锋派,实验派等等说法被反反复复拿出来说的年代,现在有人乐意在他的小说里说书,我很愉快的继续翻了下去。

然后然后我就走进了前后不搭,啰啰嗦嗦,每件事儿仿佛都要在沿途扯上一大堆东西才能把事情说完的这本小说。头半本看的人头皮发炸,直到偶然又一次,我眯起眼睛看这本书,才发现出一点门道。

想象你有一个历经几十年,牵涉好几代人的七八个故事,你会怎么写?

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彼此留下尾巴,一个故事牵着一个故事的写出来。

这是一种办法。

张大春用的是另外一种办法。

他的办法是将这几个故事写好,然后分别裁成小条儿,然后按照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为什么的顺序将这些故事分别穿插在彼此中间。穿插的如此细密,知道最后你发现他们已经妥善的混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

当你读到故事的最后,会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结局,这只是故事们的结束,这个故事的结局早已在之前什么时候告诉你了,他们彼此穿插在一起,将整个故事读完很大程度上只意味着你有了所有故事的所有片段,将他们还原成更加便于梳理的方式,是另外的功课。

他是一个说书人,但是他说书的方法不拘一格。

在小说稗类种,张大春认为,小说的最基本,只是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任何在此之外的东西,诸如现实,空间,逻辑,都并非某种需要的枷锁。

小说不属于某种思想,也并非某种工具,他所承载的是某种虚构(介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完全的掌握显示,或许可以认为叙述都只是虚构的某种子集,而现实都只是某种虚构)。

小说在中国的起源来自于历史,它来自于历史中的某些片段,著作中的假托,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小说代表一种反抗,反抗于某些既有的现实,作者将时间和空间中的某些节点借以叙述加以弯曲,让他成为另外一种虚构,一种目的不再是为了还原某些过去而进行的虚构。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种也有类似的观点。略萨的描述方式容易让人认为他所描述的抗争本性和他作为拉丁美洲作家的身份有着某种归属性的联系,但是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看去,当过去某个无名的在某个无名的时节将史书中干燥的还原后再加以适当的扭曲以形成自己想要的形状的时候,中国的短篇小说就开始了。

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

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是情节。

而就像之前提过,小说的完全意义上的基本只是某个词在时间中的旅行。固然传统的,在史书中复原历史再加以弯曲的无名氏们所作的无一例外的会遵守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但是这并不代表故事本身存在任何规则。

亚里士多德说,小说的开始就是之前没有事情而之后有,中段则是之前有事情而之后没有,末段则是之前有事情但是之后没有。但是即便是如此直白的诠释也并非是小说必然属性。

小说家弯弓一箭射出,评论家随后而至,在箭矢所在之处画上红心,开始诠释小说家都射中了什么。就像略萨所提过的类似观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而之所以将其分隔,更多知识为了学术研究和分类,并不代表小说必然存在某种分类和可以彼此分离的技巧,手段,内容和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次在被行刑前的旅途中透过窗口看见一群人,这群人让他想起来的是他们奔走相告到,直到自己的哥哥收到自己死讯的情景,是生活琐碎的真是,平庸而又巨大的细节。

“真实太过巨大,你越进入它的细节,它就更巨大一些”。

死亡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不再是死亡,是一个之前生活中他未曾有机会注意到的另外一个可以进入的细节。

顺便说,老陀,那时候还是小陀,没有死,他们被当权者所愚弄,在最后一分钟得意幸免于死刑。

这也是我看了这本书才知道的。

契科夫在灯火的结局中说,世事一无可知;扎米亚京认为艺术家必须是自律的,而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想家,怀疑家,反抗者产生出来。

这两者的联系,从某个侧面看上去是:如果世事所知,同时至少有一些小说是对于不可知的世事那些巨大细节所进行的微妙弯曲,那么他们就必须来自于某些抗争,而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想家怀疑家反抗者都毫无疑问的含有反抗的引子。

语言勒索:规定作品必须有批评家发现发明并且认可的严肃意义。

这本书的后半花了相当的篇幅来看正这种勒索。

在张大春看来,小说所带有的反抗之中,对于所谓“意义”的反抗是这本书最为强调的一种。

在他看来,不同的小说存在的很多特质,让任何试图扼杀其可能性的尝试都显得异常暴力。

他在后半段的书中展示了相当多的这种特质,但是望过去,作为艺术形式一种的小说,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总结,即便这样做如此残忍,那么这个总结应该是:

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