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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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门罗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加拿大

September 17, 2017

2013年,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媒体和诺奖委员会电话打到她家里,却无人接听。委员会只好挨个联系可能她认识的人。最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另一位加拿大文学女王——发推特说:“爱丽丝,我的电话被人打爆了,快接电话啊!”——我才知道这两位是好闺蜜。

当时门罗回到西海岸处理一点家事,完全没想起来宣布获奖这回事。委员会一番辗终于转联系到了门罗的小女儿,她在凌晨四点叫醒了门罗,老人家这才知道自己得奖了。

Okay,everyone's calling Me to get me to write about Alice!
(Alice, come out from behind the tool shed and pick up the phone.) #AliceMunro

— Margaret E. Atwood (@MargaretAtwood) October 10, 2013

一段时间里,提起加拿大作家,我只想得起来这两位。那会加拿大的文学圈经常被我想象成两位闺蜜的下午茶,而不是村上春树写过的那种著名大学英文系的茶会:银发女作家们在家里的后院喝茶闲谈,像勃朗特姐妹笔下的乡间光景。

这想象当然不是真的。这两位是闺蜜不假,但她们碰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很多:门罗生活在远离大城市的小镇,还有二十多年生活在加拿大西海岸;阿特伍德则几乎一直生活在多伦多。加拿大作家圈子也不止这两位——如果你需要第三个名字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写《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扬马泰尔。

1969年,39岁的门罗和30岁的阿特伍德都拿过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两人轮番参加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节目,艰难的尝试打开一点名气。但六七十年代的加拿大,文学气氛极其稀薄,对于想开创事业的作家尤为艰难,对于女性作家更是如此。当时阿特伍德外出拜访,就睡在门罗家的地板上,两个人也就此相识。

在避免和文学圈接触这方面,门罗算是宗师级的人物——她生活中几乎不认识什么作家(阿特伍德例外),有起码二十多年,她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作家式的,倒不如说是妻子和家庭主妇式的:她最多要同时照顾四个孩子(有一个是朋友的),还要每周在书店工作两天。她只能在孩子们下午小睡的时间写小说,在怀孕时发疯一样写个不停,因为她担心做母亲之后就不能再写小说。她曾短暂的在约克大学教过创意写作,算是她不多的和写作有关的工作经历。她很快就辞了职,即便当时经济状况窘迫,因为这份工作实在不合胃口。她建议唯一一个她认为有希望的学生千万别选她的课,只有那位学生后来成了作家。

如果你在网络地图上搜索爱丽丝门罗现在生活的地方——安大略省的克林顿——你很可能会觉得网站有问题:搜索结果只显示出镇中心的小小一部分,其他地方都是空白。然后你才意识到,周围是空白,是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最近的书店都远在三十公里之外的斯特拉福德——很难想象会有作家生活在这种地方。

从空间的角度说,这才是加拿大真正的样子:大量地区人烟稀少,小镇零星散布,北方还有大量未被开垦的广阔无人区。在六七十年代的加拿大,城市人口远比现在稀少,而生活在寒冷空旷的乡村地区的人,选择做艺术家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女性尤其如此。门罗大学只读了两年,因为奖学金只有两年,她也清楚家里没有额外的经济条件让她继续学业。十几岁开始就门罗就要负担家务,她认为读大学那是自己人生中最快乐的两年,是“我这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活的时候”。

离开学校后,她几乎马上结了婚,和丈夫搬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几乎是她当时所知道的最远的地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知道自己迟早都要结婚——“这样的话不如就赶快把这件事办完。”很像她小说中的人物的口吻。

门罗笔下的虚构的休伦县类似福克纳笔下约克纳帕塔法县,或者莫言笔下的高密乡。这个“只有邮票大小”的一个虚构小镇,却成为了加拿大文学的地标。这里有着类似美国中西部的风光,也有很多像她自己一样非常年轻就必须肩负生活的女性。门罗的一本小说集叫做《女人与女孩的生活》,讲述的就是一个小镇里有着种种梦想的漂亮女孩,最后如何面对现实生活,结婚生下小孩,成为一个女人的故事。

在她的故事中,女性的逃离是一个常见的主题。《逃离》中,年轻的卡拉在上大学前遇见英俊的克拉克,为了选择一种“更加真实”的生活,他俩私奔到了克拉克那都称不上家的住所;《空间》里,多利生活在丈夫的阴影下,一场悲剧之后,她改名换姓离开家乡试图重新开始,却无法摆脱之前的生活和回忆;总是有女人试图,已经或者想要逃离那即将淹没自己的生活。

门罗和很多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首先要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然后才是其他。或许因为如此,她谈起文学时总是诚惶诚恐而且小心翼翼,永远像一个文学新人。即便她已经获得过加拿大总督奖、英国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她仍然对自己的作品不太自信:她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绝不简单,但也不是遥不可及,仿佛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都能有所成就。或许她家庭主妇的身份让她觉得自己成为作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靠几十年的“既不绝望也不抱希望地写下去”的打磨和坚持。

这种时间和沉淀,让门罗的作品风格惊人的和政治无涉,有着近乎完美的精确、细腻和简单。她经常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契诃夫,或许她不太会受追逐潮流的读者的追捧,但我和很多人一样,相信她的作品会比其他同时代的作家更长久的流传下去。

同为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爱丽丝门罗很多方面几乎完全相反:

门罗只读过两年大学,而阿特伍德多伦多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又去了哈佛大学读了硕士,后来博士肄业,迄今为止荣誉学位有24个;

门罗21岁结婚,第一段婚姻持续了二十多年,第二段婚姻持续了四十多年;阿特伍德结过一次婚,五年后离婚后和现在的男友同居至今;

门罗到37岁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而阿特伍德22岁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就拿到了总督奖;

门罗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小镇上,而阿特伍德从离开学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多伦。这里有大联盟球队、天际线,房价高到经常上新闻,总之大城市的标签一应俱全。

门罗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几乎都没人能联系到她,阿特伍德有推特还有个人网站,就在不久之前,阿特伍德她老人家还在推特上因为房子和地产商的事情和人呛来呛去。

门罗在文学圈离群索居,几乎不和作家圈子有什么来往;而阿特伍德直接就在出版社工作,对于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有着一整套心得,都写在自己的网站上:从如何参加朗读会到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写腰封*,一应俱全。

*“看本书最后再选一句出来,前前后后需要好几个小时,而这样的要求一周总有七八个,都接下来简直是份全职工作,别的什么都不用干了,所以干脆一概全部拒绝。”——来自阿特伍德网站的FAQ。

形象上说,两人也有些两极化:阿特伍德睿智犀利,甚至可以说有点毒舌——她让人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从男人堆中脱颖而出的成功女性,她们受过一流教育,进取心实足,毫无惧色的面对这个世界扔过来的一切挑战。

相比之下,门罗显得离群索居,神秘却又非常害羞,她不太像知识分子或者作家,倒更像小镇上和善的家庭主妇。她和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冷静的观察,然后敏锐细腻的剖析叙述生活。

对于门罗的诺贝尔奖,像阿特伍德所说:“获奖会让加拿大人很激动,但是会让爱丽丝很狼狈,或许她已经躲到了衣柜里。”

风格上说,和门罗的精确冷静平实的风格不同,阿特伍德以诗作出道,后来写长篇小说。她的作品聪明睿智角度独特,后现代风格明显,经常包括历史,神话,宗教和符号学。相比门罗,她是更容易被贴上标签和阐述理论的作家——关于阿特伍德作品的文学评论数量惊人花样繁多,她的作品似乎很受大学英文系的学生老师们欢迎。

阿特伍德小说类型也比门罗丰富得多。《使女的故事》最近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当年这本小说入围了1986年曼布克奖决选,获得了1985年加拿大总督奖,还得到了1987年的阿瑟克拉克奖——颁给当年英国出版的最好的科幻小说的奖项。这个故事里,美国在一系列变故之后退化了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女性都变成资产;抵抗命运的姑娘从底特律逃脱,试图奔向自由世界最后的灯塔——不是别处,正是多伦多。阿特伍德本人也不忘强调:小说的故事虽然乍看起来遥远,但是每一个典故几乎都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过。考虑到目前美国的状况,电视剧的上映显得特别应景。

(虽然小说这么写,她在推特里并不太掩饰自己对多伦多的厌倦:“我几十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不太喜欢,现在仍然不太喜欢,大概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作品体裁上说,爱丽丝门罗的所有作品都是短篇小说——她自己一度认为这些短篇小说都只是练习,自己终究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直到后来她自己意识到她的思维方式更适合写短篇小说。阿特伍德的作品则涵盖各个类型:短篇小说,诗歌,长篇小说,非虚构,甚至还有童书和绘本——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当年写短篇小说,是因为“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写短篇,是因为在加拿大出版长篇小说太难了。”

虽然阿特伍德作品题材多变,但是很早阿特伍德就认定“生存”是自己作品,乃至加拿大文学的主题。对此她的解释是:当你的童年生活在魁北克北部的荒原的时候,生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在寒冷的气候下生存下来,是每个加拿大人头上都笼罩的阴云。动辄长达半年的冬天,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无法回避的话题,也将生存变成了加拿大文学的身份。

从气候上说,加拿大是寒冷冬天的受害者,那么从地缘上说,加拿大就是和自己强大邻居这段不对等关系中的受害者。

阿特伍德认为,加拿大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却是一个被统治的国家:加拿大对前殖民地美国保持着一种非常温驯的顺服关系,这或许对加拿大人心态和潜意识产生了某种影响。阿特伍德说,如果用一种精神疾病来分别形容美国和加拿大的话,美国是自大狂,而加拿大则是妄想性精神分裂。美国的自大来自于其自身的强大,这强大是客观存在的;加拿大的妄想性精神分裂则来源于和自己强大邻居的不对等关系:在国际上,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在受美国影响和牵制,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分布在和美国的国境线上;与此同时,在国内,加拿大还长期受国内魁北克分裂主义的侵扰。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的受迫害妄想可以说是对自身脆弱又分裂的现状的一种清醒认识。

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和加拿大虽然文化上非常近似,但是本质上却不尽相同:同样是追求独立,美国诉诸武力,加拿大靠的是外交。这个说法认为,从本质上说,美国的文化深植着暴力因子,无论是对待原住民,黑人还是同性恋,加拿大的方式都要温和许多。

阿特伍德说,生活在加拿大多少像生活在一个小镇:当你摔断了腿,大家都会围过来;但是当你成功了,人们对你的态度就转变成了,你以为你是谁,总统吗?

类似的文化在很多寒冷地区的国家多少都有存在。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在英文中叫做Janet Law(詹代法则),意指“不要以为你很特别,不要以为你比‘我们’优秀”。这种文化让人们彼此帮助,度过漫长的冬天,但是也反过来在一些时候限制个人发展。加拿大不像美国那样迫切的崇拜和拥抱成功,这让一些有足够才华和能力的加拿大人不得不去美国寻找更大的舞台:从史蒂夫纳什到瑞安·雷诺兹,到詹姆斯卡梅隆,甚至到阿特伍德自己。

从某个角度来说,门罗和阿特伍德笔下几乎存在着两个加拿大:和两位作家一样,这两个加拿大彼此相似却又截然不同。门罗笔下的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加拿大,她精确的描述着自己父亲当年养水貂的农场,乡间小路尽头的空地,那片空地上可能停着的飞机。小说里那些飞行员从天而降,带走自己乡下的情人。而阿特伍德笔下的加拿大则是另一个境况:它可能是在反乌托邦的未来的美国退化成原教旨主义国家,女性全都变成男人资产的情况下最后的自由灯塔。多伦多的CN塔耸立在安大略湖旁边,女主角在特律隔湖相望,希望寻找一个自己被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两条腿子宫的地方。

但是无论作家如何书写,永远不会改变的大概是加拿大本身:或许有朝一日国民的文化会改变,就像千百年来无数国家无数文化都会改变一样;或许有朝一日加拿大和它南边的邻居的关系会有所改变,力量对比会有所变化,让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变的不那么敏感多疑,受害妄想(也或许会变的更加妄想)。但是不会改变的是加拿大的宽广寒冷的,未被征服的国土,和那些在这个广阔北方国家生活的人们。